雷鼎鳴
雷鼎鳴

跨代扶養與本代扶養

發佈時間: 2016/01/22

跨代扶養與本代扶養

退休保障爭議中一個不可迴避的事實是人口結構。所謂人口結構,是指退休長者與青壯年工作人口的比例。有些社會,如日本、歐洲不少國家及香港,因為長期出生率低,但人民壽命卻長得很,所以出現或快將出現倒轉金字塔形的人口結構,即長者多,年輕人少,兒童可能更少。若最後一點屬實,倒轉金字塔會長久地維持下去,二、三十年後,現在的兒童變成工作人口及納稅人,他們數量也不足夠支持到時退休的老人。

任何退休保障的方案一定都要問誰養誰?若是自己儲蓄養老,或是老公負責老婆的退休,又或老婆負責老公的退休,那麼人口結構若何便無關宏旨,反正是自己的一代養自己的一代,不涉及跨代轉移。若是如此,主要須問的問題便是儲蓄是否足夠養老。

今屆經濟學諾獎得主迪頓(Angus Deaton)曾估計過,今天在發達地區出生的女嬰(香港也屬發達經濟體)有超過一半的機會活過100歲,一個人一生工作生產的時間,短則是零,長則是稍多於40年,所賺及儲起來的錢是否足夠支持平均幾十年的退休,豈可不加理會?

收入不高 供養父母難度大增

若不是自己的一代負責自己的退休,便要靠跨代扶養了。一涉及跨代,即年輕人口扶養老人,那麼人口結構的影響便凸顯出來。跨代轉移可以是互利有效率的,也可以造成極大財政困擾,要視情況而定。

最古老的歷史上行之有效時間最長的,是子女供養父母。這是跨代交換的一種,父母養大子女,到老時有所依靠,依靠可以是金錢上的,也可以是得到其他的照顧。從父母的角度看,養兒防老可被視為有回報的投資,父母子女之間也等同互相訂定了一種跨代合約,父母養育了子女,將來子女長大後有責任要照顧年邁的父母。此種合約不一定得到子女遵守,若要增加遵守的比率,要靠社會及文化上的壓力,棄年邁父母於不顧的,或會簽上「衰仔紙」,也可能為社會所不齒。

若是跨代合約能夠得到尊重,父母子女間的資源互動其實是十分有效率的。父母首先要做決定,究竟應生育多少子女,及對每名子女投資多少。投資主要在教育及健康上,子女數量愈多,或因教育提高而得以享受高薪,父母將來得到的回報便愈大,退休便有保障。有些父母選擇多生子女,有些則選擇少一些子女,但把資源集中在提升他們的質量之上,更有一些對養兒防老沒有信心,乾脆不生孩子,自行儲蓄養老。

但跨代轉移一脫離了父母子女之間的關係,便立刻變了質。「老吾老以及人之老」是理想化了的口號,有些人連供養自己父母也十分勉強,你要他們供養素未謀面的別人的父母?

生育率低 稅收大減影響福利

政府若設立所謂「全民退保」,對工作人口徵稅,並把稅款立刻用在當下的退休老人身上,這有甚麼後果?年輕人眼見父母有政府養起來,對父母便感到不用負起照顧的責任。他們決定生育多少子女時,也不用考慮是否有足夠數量的子女照顧自己的晚年,多生子女等於多生未來的納稅人;納稅給政府養活其他長者的工作人口,最好是別人多生子女,那麼便有更多的納稅人養活自己,要知道,自己養育子女是要付出很大成本的。

有大量的實際證據證明,實施全民退保的國家,生育率會大幅減少,下一代的納稅人愈來愈少,加快倒轉金字塔的形成。正如上周本欄所說,這會造成財困。

不單如此,父母投資在子女質量(教育)的誘因也會削弱,高質量高收入的子女要多交稅養活其他的長者,但提高子女質量的代價卻是要自己付出,等於為他人作嫁衣裳。也有大量跨國證據顯示,全民退保會導致家庭內部減少對子女的教育投資,從而削弱經濟增長的動力。

退休保障制度的設計,乃百年大計。在日本和西方世界出現大量因全民退保而造成的財政困局時,我們焉能不對此算清算楚?

(本欄逢周五刊登)

撰文: 雷鼎鳴 香港科技大學經濟學系主任、經濟學家
欄名: 雷鳴天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