雷鼎鳴
雷鼎鳴

自由主義民主制度危機

發佈時間: 2021/12/17

自由主義民主制度危機

12月9日至10日,拜登邀約了來自110個國家地區的「代表」(但並非全部肯來),開了個綫上的「民主峰會」。以西方訂定標準自稱為民主的國家,近年面對一系列困境,連民意調查組織皮尤(Pew)也發現,已很少人相信美式民主有資格作為別國學習的典範,極右組織自由屋(Freedom House)也一直大聲疾呼,民主國家減少,民主評分下降,是世界性的現象。民主制度似乎遇上了危機,拜登的峰會若果是用來檢討此制度的得失,並看看如何改進,也未嘗不是好事,但可惜完全不是這麼一回事。從拜登邀約的國家名單來看,他有意抬舉他看得順眼的國家,並把不邀約的踩在地下。有些民主評分極低的國家也獲邀,可見拜登的目的完全是政治性的,對美國有利用價值的便請,否則便排斥之。如此的出發點,只會把這個「峰會」變為無人理的鬧劇。

拜登雖不濟,但有兩個問題近年也的確浮現了出來。第一是界定民主政體的標準應是甚麼?第二是民主只應有一種還是多種?

按照林肯的說法,民主應包含「民有、民治、民享」(of the people, by the people, for the people)。西方的民主理念很重視形式上或制度上是否民主,所以按西方所謂自由主義民主標準,一人一票的選舉制度才可體現出民主,這又要靠一系列的互相制衡的立法、執法、司法制度去補充。這套制度看似完備,它的實效如何?有無使到人民得享良好管治?在西方國家不少人眼中,這本來不是一個問題,因為他們假設了形式上的自由主義民主,實效便是最好的了,其他的制度一定一無是處,人民被壓榨,經濟不景,社會缺乏創新能力。

西式民主 無助推高GDP

此種假設,近年備受事實挑戰。評估一個制度的實效,在和平時期,我們可以檢視它對經濟的長期平均增長率有無提升作用?人民的創造力能否得到釋放?及人民是否對政府滿意?對前景樂觀?在遇到危機時,我們則應着重注意它化解危機的能力。很可惜,西式自由主義民主在這些方面,近年的表現都不大及格。

先說對經濟增長的作用。西方的經濟學家一直都想用實證方法證明自由主義民主制度能推高GDP的增長率,但多種研究中,老是找不出確實的證據。幾年前麻省理工的著名經濟學家阿塞莫路(Daron Acemoglu)牽頭,與一團隊用複雜的計量經濟分析了175個國家1960年至2010年的數據,聲稱不民主的國家若改用民主體制,20年內平均可把GDP提高20%至25%。我3年半前在友報已對此研究作出批評,他們忽視了中國這「房中的大象」。按照自由屋的評分,中國的自由民主在世界上幾乎得分最低,但恰恰是她,卻創造了數十載人類前所未見的經濟奇迹。阿塞莫路等人在處理數據上,把14億人口的中國只是等同於只有90萬人民的小國,得出結論自然有偏差。我猜他們根本一直認為中國經濟早應崩潰,可以不用理會,但事與願違,這不方便的真相卻正正使到信仰西方制度的人十分不安。

此種造成不安感的壓力,近年不停加強。以前,西方國家有一種信念,他們認為中國是威權社會,在這種社會生活的人民一定缺乏創新能力,頂多是偷竊別國的知識產權,加以模仿而已。但近年中國在AI、5G、太空科技、量子計算等多項成就及全球頂尖學術期刊所發表的大量論文,已使上述的信念完全被證偽,現時西方科技界早已把中國看為強悍的競爭對手。在人民對政府的滿意度及對前景的樂觀度上,國際調查機構都發現中國有9成多的滿意度及樂觀度,遠遠拋離西方自由主義民主國家。

應對疫情 歐美進退失據

在應對危機的能力上,中國的優異表現與歐美國家的進退失據,勝敗是如此鮮明,已使到美國朝野異常尷尬,不願多說,或只是胡說中國隱瞞新冠疫情,轉移視綫。

從上可見,在實效上,西方自由主義民主體制近年實在一敗塗地。這本來不一定與制度有關係,也許國家的成敗有另外一些因素更具影響力,最合理的態度應該是查找不足,看看自己出了甚麼毛病,找出病因並糾正後,便不用看着別人的進步而自己焦躁恐慌。但美國沒有這樣做,背後原因值得推敲。美國一直以為自己代表着真理,她的一套是歷史終結,哪個國家不跟從這套制度,便是落後甚至邪惡,可派兵侵略替天行道。現在突然在實效比賽中敗下陣來,形式上的民主便顯得沒有說服力,整個美式國際關係的思想基礎便崩塌下來,這叫美國政府如何受得了?

其實化解此心理壓力也不難。美國19世紀末20世紀初,把注意力放在本土身上,當時奮發有為,進步神速,哪用擔心是否要打下哪一個國家?現在則只是自找麻煩。

(本欄逢周五刊登)

撰文: 雷鼎鳴 科技大學經濟系前系主任
欄名: 雷鳴天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