給十九歲的我｜同意書非「賣身契」可隨時撤回 家長簽通告有何要注意？大律師拆解

由導演張婉婷執導、講述多位英華女校學生十年成長過程的紀錄片《給十九歲的我》近日引起社會爭議，其中一名受訪者阿聆撰公開信指不希望電影公開放映，惟校方指其父母已簽署「同意書」。當年一張「通告」引發今次巨大風波，大律師何旳匡今日（6日）接受商台訪問時指出，「同意書」並非合約，可以隨時撤回，即使拍攝方因此蒙受損失，也不能強行公開片段，否則或帶來刑事後果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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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律師何旳匡指出，今次事件涉及《個人資料私隱條例》，如校方發通告指收集個人資料目的是製作紀錄片，用於公開或校內播放，如通告內容寫得「夠詳細」，家長代未成年子女簽署後，校方或片商收集資料後的確可用於該些用途。

對於子女成年後是否有權推翻，何旳匡指「同意書」在簽署後其實可以撤回，「法律上簽署後不等於『賣身契』，以後成世都要全給你」。他指可從民事及刑事兩個角度來看。民事角度方面，如簽署「合約」後要撤回，當事人或需賠償對方損失，因為對方已就事件花費大筆資金；但在刑事角度方面，如當事人拒絕將資料披露，但對方強行公開，便有機會帶來刑事後果，

「如你未得當事人同意，而披露其個人資料，而目的是獲取金錢利益，已屬刑事罪行；即使目的並非如此，只是罔顧當事人可能或相當可能會受到指明傷害而照披露，同樣屬刑事罪行。」

何旳匡補充，意即你可以循民事追討因對方撤回「同意書」帶來的損失，但不能強行將其個人資料披露，否則便會有刑事後果。至於「籌款」是否屬獲取金錢利益，何旳匡指從法律方度而言，無論是用於建校、建泳池等均屬金錢利益。

成年後要再取得同意

何旳匡認為，就《給》事件中「同意書」的爭議而言，當受訪者年滿18歲時，父母當年簽署的「同意書」已失效，拍攝方必須再次取得「同意書」，才能繼續收集對方的個人資料，「如沒看錯，當年同意書的時限也只限於在學期間，畢業後已經無效。」

對於有人「不同意」被收集個人資料但仍然參與拍攝，何旳匡認為要先了解當事人接受拍攝的原因，「例如我現在接受你訪問，是接受用於廣播用途，但如你用於商業電影，我並無同意過。」因此要釐清當事人當初接受拍攝時，其理解的拍攝用途是甚麼，因此即使如李慧詩在片中只出現10多秒，片方也應該要取得其同意。

由於當年的「通告」是由父母簽署而非當事人，不能假定當事人18歲後，父母曾讓她看過「通告」而知道放映用途，因此關鍵在於當事人18歲後，拍攝團隊有否再告知當事人拍攝用途。

只用在學片段是否可行？

對於拍攝方能否只使用當事人童年在學片段，而不使用成年後的片段是否可行，何旳匡指表面上可以，但問題回歸至「同意書」能否撤回，如當事人撤回「同意書」，理論上也不能使用，「猶其是只是『同意書』，不是『合約』，理論上可以隨時撤回。」

家長簽通告要留神

一份「學校通告」引發今次巨大風波，對於家長簽通告時有何要注意，何旳匡指家長要看清楚通告涵蓋的範圍，無論從民事及刑事角度，校方有責任告知資料用途，家長如不同意便不應簽署，「當然在權力不平等下，家長或會考慮子女會否因此被歧視、孤立，雙方都應該要公平少少，去對待收集個人資料的行為。」

私隱專員公署：已主動聯絡學校

私隱專員公署表示， 留意到新聞媒體有關《給十九歲的我》影片涉及個人資料私隱議題的報道。公署關注事件，為保障相關學生的個人資料私隱，私隱專員公署已主動聯絡有關學校，以了解相關詳情。 

公署指，截至今日（6日）未有接獲相關投訴或查詢。任何人士如懷疑其個人資料私隱受到侵犯，而又能提供表面證據（包括有關個人資料被不當使用的詳情），可以向公署作出投訴。 

公署又稱，一般而言，不論長幼，每個人的個人資料私隱都應受到保障及尊重。若有人士或機構透過拍攝影片以識別個別人士的身份，或用以編纂某個別人士的資料，便有機會涉及收集資料當事人的個人資料，相關的人士或機構作為資料使用者在收集、持有、處理或使用個人資料時，必須遵從《個人資料（私隱）條例》及相關保障資料原則的規定。 

在使用個人資料方面，根據保障資料第3原則，除非得到資料當事人的自願及明確的同意，否則個人資料只限使用（包括披露和轉移相關資料）於收集時述明的目的或直接相關的目的。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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