平庸之惡

作家漢娜•鄂蘭創作的名詞平庸之惡（banality of evil），現已廣為人使用。元朗選舉主任袁嘉諾DQ了朱凱廸的村代表選舉資格，不少人亦懇請袁嘉諾不要成為平庸之惡的執行者。

鄂蘭報道二戰時納粹德國官員艾希曼（Eichmann）的審訊；艾希曼執行屠殺猶太人的命令，但他並非大惡之人，而只是機械地／平庸地執行屠殺惡行。因此，鄂蘭得出結論，很多惡事發生，只因有平庸的人不假思索地執行惡令。

無疑，鄂蘭用平庸之惡，概括地總結了現實。但是，平庸之惡難以改變。首先，一些所謂惡行，最終還是有多面分析的︰建設高鐵，雖然花費巨額金錢，沒有經濟效益，但畢竟還是把香港與內地接軌；保留高爾夫球場，還是因為香港可以搞高爾夫盛事……諸如此類。即是說，社會政策難言絕對的惡。

其次，身在其位者，往往泥足深陷，難以自拔。以DQ案為例，把立法會議員DQ，大條道理是根據人大釋法的原則；取消立法會候選人資格，也是根據法例；到現在，只是稍為進一步把原則伸延至鄉村選舉，都可說是有例可依的。日後中央對香港加諸更多限制，例如訂立國歌法，只是進一步加多一點點，官員總是難以抗拒的。

此外，平庸的惡不僅存在於施害者，同樣也存在於受害者。納粹時期的猶太人領袖，同樣遵從規定，平庸地「協助」納粹把猶太同胞送去集中營。

我認識少數在體制下的官員，確信從個人道德層面而言，他們認真盡責，不是以個人利益先行，但我不覺得他們在關鍵時刻，可以走出「平庸的惡」此一魔咒。我當然深願選舉主任能脫離平庸之惡，但願望恐難成真。

（本欄逢周一刊登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