確當程序

佔中九子案件預計審訊四星期，終於在上周五審結，一天也沒有早。法庭定於明年四月九日宣判。一如既往，我不會評論案情，但這幾星期在法院聽審，對於香港法庭的法律程序，還是要說兩點正面評價。

其一，刑事案件的取證是相當嚴格的，只接納證人在法庭前提交的個人證供，基本上不接納傳聞證供（hearsay evidence），即甲曾聽「乙說過甚麼」，由於乙沒有到庭作證，「乙說過甚麼」是不獲接納為證供的。因此，在庭上播放的電視片段，也要得各方同意才可播放，作為證據；而私人拍攝的影片，更要當事人作證詞，證明是其攝錄的。有需要的話，證人還要親自到庭解說，其影片如何攝錄。

今次審訊，唯一例外是香港法庭（根據複雜的法律原則）破天荒接納了中大新傳學院李立峯（及陳韜文）在傘運期間所作的社會調查，免卻過千受訪者親自到庭作證。

其二，香港法庭目前還是重視思辯的；在結案的時候，控方得指出，控罪應如何理解，證人的證據及客觀事實如何支持控罪。被告方亦會詳盡反駁控方的論述，包括技術性的論點，也提到最抽象的憲法原則；被告大律師列舉的案例，可謂遍布大江南北，由南非到歐洲等地區均有涉及；援引的「權威」，包括柏拉圖、邱吉爾、美國憲法第一修正案等，不一而足，橫跨二千多年。

我確信今次的審訊，最少可較平實重現雨傘運動時發生的種種事情，又讓控辯雙方就指控作出爭辯；就審訊本身而言是跟從程序的。對比內地法庭的簡略程序，香港法庭目前仍守住確當程序此一關口。

（本欄逢周一刊登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