WeWork逼宮事件

面世才短短九年的WeWork，在2019年準備上市前，市值高達470億美元。一般相信，只要Adam Neumann在上市路演時向機構投資者施展魅力，WeWork就能成功上市集資。但這位曾所向披靡的創辦人，卻遭遇前所未見的滑鐵盧。

首先，WeWork的營運數字並不亮眼：2019年上半年，錄得虧損九億美元；雖然生意額每年以倍數增長，但開支也亦步亦趨，幾乎是賺一元花一元。不過初創上市時無利可圖可謂「預咗」，令投資者不安的，是一些與Adam Neumann有關的相連交易和公司管治問題。

舉例，他把公司名稱由WeWork改成The We Company，個人再從中收取590萬美元商標許用費。原來他事前以另一公司註冊了We的商標。此外，作為創辦人，Neumann擁有每股20倍的投票權，權重之高，令他幾乎可以獨斷獨裁。更令人咋舌的是，若他在公司管理層的地位發生任何變動，其妻（並非董事局成員）有權任命繼任人。

這些企業管治落在機構投資者眼中，簡直光怪陸離，他們紛紛要求減價。結果WeWork的市價由曾被高盛吹捧的可值650億美元，一路插水至100億美元。9月16日，WeWork宣布暫緩上市。不過傳媒繼續對Neumann緊咬不放。兩日後，《華爾街日報》刊登了一篇文章，羅列他的種種怪行，例如在私人飛機上和朋友吸食大麻、聲稱要成為以色列總統甚至「世界總統」等。六天後，Neumann宣布卸任WeWork行政總裁，退居非執行主席。

一位兼任WeWork董事局成員的投資者，曾將Neumann比喻為古希臘的亞歷山大大帝，誇獎他深具遠見。但這位征服世界的君主，卻因為一次放縱暴飲後染上怪疾，不久病逝，帝國亦隨之崩塌。我認為WeWork和Neumann來日方長，不宜太快蓋棺定論。但WeWork由迅速崛起到遭遇上市挫折，反映私人市場和公開市場看待初創價值的巨大分歧，這影響更深遠。

（本欄逢周五刊登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