西方世界向左走

一位來自英格蘭的上市公司主席，一次跟我分享他的童年經驗。那時英國戰後百廢待興，還有配給制度，原來該制度自二戰1939年爆發以來就一直沒有停過，直到1954年才結束，已經是大戰結束差不多十年後的事。

講到這裏，也許很多讀者無法想像配給是甚麼一回事，香港人最熟悉的，也許是從書本上得知日治時代每人每日分配白米六両四。

在配給制度下，別以為貨品免費，錢還是要付足，不過在錢以上還要附上政府發行俗稱「糧票」的票據，才可以交易。朋友在英國的童年，政府發給他各類糧票，例如煙肉每日4安士、芝士1安士、牛油2安士，諸如此類。大量食物由政府統籌分配，生產商都只以量為指標，導致食物的質素低劣，選擇也少。可以想像，政府除了要控制食物的分配外，在其他戰略性行業，如能源、電訊、交通等，都被國有化。

在戰爭期間，政府全盤規劃人民的衣食住行，人民習慣了，甚至到了戰爭結束，也不願意離開配給生活，以致在1945年的英國大選，英國人把選票投給工黨的艾德禮，延續和擴大計劃經濟，國民某程度有較穩定的工作和必需品的供給。但國營企業效率低劣，人民最終忍受不了被政府支配的生活，最終在1979年選出戴卓爾夫人當英國首相，世界亦由那一年開始逐步放棄計劃經濟，擁抱自由經濟。

但自由經濟經過40餘年的發展，雖然把數十億赤貧的人拯救了出來，但西方大量中產人士卻在這場競賽中被比下來，開始厭倦太多自由。一場新冠疫情，西方許多人民嫌政府的管制不夠多，絕對是冰封三尺，非一日之寒。

如果1979年戴卓爾夫人上台，是展開其後40年自由化的重要里程碑，2020年的新冠疫情，也許是未來三數十年新配給制度的起點。

（本欄逢周二刊登）